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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想拍唯美的文工团电影,严歌苓却用故事反思青春

冯小刚终于准备把自己的青春拍出来给年轻人看看了。他找到了同样入伍过13年、跳了8年舞的作家严歌苓,想打造一部唯美诗意的文工团电影。

凤凰文化讯(魏冰心报道)在王朔、叶京这些大院子弟的眼里,冯小刚之所以是冯裤子,多半首先因为他不是部队这“道儿”的人。然而,出生在1958年的冯小刚却也始终有份军队情结,他曾在自传里写过:“眼前的这位女兵显然不是特别执著的那种……现在只要是提到性感这个词,我首先想到的画面就是以上的描述。直到今天我都想为这样一个细节拍一部电影,抒发多年来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女兵情结。”

冯小刚终于准备把自己的青春拍出来给年轻人看看了。他找到了同样入伍过13年、跳了8年舞的作家严歌苓,想打造一部唯美诗意的文工团电影。严歌苓一口答应,落笔之后却写成了一个反思青春的故事。

严歌苓说,“我很长时间都一直在想,人群集体里对一个弱者的迫害欲望是哪里来的,这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个弱点,由于这样的现象,导致了4个女兵不同的命运。” 小说《芳华》中,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萧穗子四个女兵在文工团里朝夕相处,她们才艺不同、性情各异,碰撞出不乏黑色幽默的情境。男兵刘峰的出现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走向,在严格的军纪和禁锢的时代氛围中,青春以独有的姿态绽放,又被残酷的现实敲打,人性的美与恶都在其中一一展现。

在因“触摸事件”从英雄模范沦为流氓的刘峰身上,严歌苓写下了自己对于墙倒众人推式迫害的思索,这份思考源自是她年轻时最黑暗的一次经历——因为给喜欢的人写情书而被举报,不得不在众人面前一次次接受批斗和进行检讨。40年后,她明白了,对他人进行迫害的我们其实是在寻找一份安全感:没有人知道危机什么时候会降落到自己头上,加入到迫害的群体中才能找到安全。“而且人没有安全感实际上是一种退化,是一种从成熟向幼稚的退化。这样看来我就全想通了,原来他们是像幼稚的退化。”

与此同时,世间的美好和爱依然存在,无论是在严歌苓的真实人生中,还是在刘峰那里。严歌苓觉得,任何情感、任何美的东西都有一点哀愁,被禁锢的才更美。至于曾经施予伤害的那些人,也并不值得憎恨,因为啊,憎恨可是一种伟大的感情。

小说中萧穗子这一人物,延续了严歌苓旧作《穗子物语》的角色设置,也依旧在故事中融进了她的部分亲身经历。同时严歌苓透露,穗子只是一个层面上的自己,她是一个害怕得罪大众而不敢直面读者的人,穗子更多地承载了她心里那些深刻的东西。

穗子的这种承载作用,也改变了小说的叙述方式。严歌苓并没有采取作者全能的上帝视角,而是通过人物之口进行讲述,她还做了一次新的尝试,让三个人物同时讲述,互相弥补各自的叙事死角。这种在主观和客观之间的来回跳跃,构成了一个永远不可能完整也永远不可能是事实的往事记忆——或许这也是生活与记忆的本来面目。

文学评论家陈思和也认为,这种叙事人叙述更有张力,因为既不代表作者自己的看法也不代表某个人物的看法,而是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

这样一个看似青春,实则严肃而富有内涵的故事,已经离冯小刚起初的想法相去甚远了。当严歌苓把文稿拿给冯小刚时就告诉他,这不是你想要的那个唯美诗意的文工团小说。冯小刚看过以后却非常喜欢,依然决定拍摄,并邀请严歌苓亲自改编。严歌苓一口答应,尽管她已经很多年不亲手编剧自己的小说。

如今,《芳华》的小说已经上市,在2017上海书展上,严歌苓与陈思和共同出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发布会,向读者讲述了小说背后的故事。9月30日,冯小刚的同名电影也将上映,到底冯小刚会如何把这个故事变为影像,大概每个人都有着和陈思和一样的期待:“我现在还难以想象冯小刚导演最后演绎成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这个故事原本不叫《芳华》,而叫《你触摸了我》。现在这个众所周知而又青春洋溢的名字,正是冯小刚的意见。

以下为严歌苓与陈思和在8月17日《芳华》新书分享会上的对谈实录,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严歌苓

冯小刚想要唯美诗意的文工团故事,《芳华》却不是

宋强:严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陈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和评论家。我们相信今天下午两位老师的对谈,肯定能碰撞出非常多的思想和火花,也相信大家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收获。

今天的活动主题是“三个女兵一台戏”,围绕严歌苓最新的长篇小说《芳华》展开一个对谈。

实际上《芳华》这部小说的女主角有4个,萧穗子、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还有一个男主角叫刘峰。我们请两位嘉宾从这几个人物开始谈起,一起来分享这部小说。首先有请严歌苓介绍一下这部小说,也谈一下为什么要创作这部小说。

严歌苓:没有为什么,我觉得我创作小说就是非常自然的,就是怀胎十月该分娩了,很简单。当然最开始的起因是冯小刚导演在4年前跟我说,我们两个弄一个文工团题材的电影吧,我说行,我回去想一想。他给我讲了一些故事,就是他所在的北京军区坦克六师的一些故事,还有他认为这个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后来我就想,好像我要写还得写我自个儿身边经历过的那些人物、生活和故事。一开始给我一个所谓的纳博科夫式的灵感战栗的东西,应该我来自于我的这些战友,我在文工团生活了10年、跳舞跳了8年、后来当创作员又当了5年,与这些战友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练功在一起,天天相处。这些细节简直太生动了,我回忆起每一个战友的那种情景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所以这部小说应该说是最贴近我自己、最贴近我亲身经历的一部小说。

当然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也可以在叙述人和我自己之间游离、变换,好像占取了似乎是真的、似乎是假的,这么一个虚实之间的便宜,所以讲了大量真话,讲了很多我对当年的一些战友——尤其是何小曼这样一个人物的忏悔,以及很多在青春里发生的一些现象的反思。还有我很长时间都一直在想,人群集体里对一个弱者的迫害欲望是哪里来的,这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个弱点,由于这样的现象,导致了4个女兵不同的命运。

这里面的男主人公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个模范英雄式的人物,那个时候就是平凡即伟大,每个人帮每个人的忙,修过地板、钉过钉子、补过袜子的模范,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人就是英雄。他的英雄因为他平凡,他平凡到了最不起眼,但是他是具有美德的人。一个英雄到底可不可以爱,可不可以爆发男性对女性的接触,这样的一个接触导致了所有人命运的走向。这就是我写这部小说的起因、过程。

写完以后我跟小刚导演说我把小说发给你,但是我想这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文工团的小说——非常唯美、非常诗意的,我这个虽然是在军队里,但也写到了人性的弱点。但是小刚导演看完以后非常喜欢,所以我就帮他编剧,把这个电影做出来了,我已经很多年不怎么亲手编剧我自己的小说了。

我是非常怕得罪大众的人,所以把深刻放在人物身上

宋强:这部小说里头确实有严老师写的女性青春,也有很多的反思。下面我们请陈老师先谈一谈,您读完这部小说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陈思和:在作家面前,评论家毫无权威性,其实我觉得今天在这里坐着的最好是冯小刚,这样就能从电影和小说两个角度来讨论。我看了外面的宣传,冯小刚把这个作品演绎成非常青春的一个名字,我现在还难以想象冯小刚导演最后演绎成一个什么样的作品,但是我想肯定会非常精彩,因为严歌苓的小说几乎都编成了电影,每个都不一样,但是都非常有名。

从我的角度来读,可能我读出来的都是最不适合拍成电影的,文学评论的角度不是寻找这个作品的戏份点,不是寻找这个作品中最易于被大家了解和接受的事,而是阐述这个作品当中不容易被人理解的事情。

严歌苓写小说有一个特点,她会寻找一个叙事者,这个人不是严歌苓本人,她会再找一个人来讲故事,就是当她的小说出现时总会有一个人来代理她叙述这个故事。这个人是有生命的,所以这个叙事者不是跟作者完全合一的,他是有独立的生命经历、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角度来讨论问题的人。所以严歌苓小说有一个非常容易混合的地方,会把这个叙事人当成作者,我一开始读这个小说也觉得这个人就是严歌苓。但是这次她拉得非常开,3个女兵某种意义上都是叙述者,除了里面的主角萧穗子。本来她写过一部小说叫《穗子物语》,从70年代开始到现在,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里通过两个人的命运来讨论这样一个时代的变迁和人性的弱点。这两个小说的叙事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就是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主流意识,是社会当中人人都这么认为、理解的意识——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严歌苓写这三个角色的时候,就是代表了主流意识,到了晚年她们也都老了,她们还是代表了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通过这样的一个主流意识来讨论非常特殊的人的命运,这就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小说,呈现出来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是她的发言,而是她通过三个女人的发言。

我觉得活动题目很好,“三个女兵一台戏”,一台戏来讲古今。在这个故事里面最重要的是两个被讲述的人,一个是男主角刘峰,一个是女主角何小曼。其他三个女兵实际上是讲述者,她们有自己的故事,但是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从她们的口中讲出来的人,不代表作者自己的看法也不代表什么,而是通过一般社会时尚的说法来看待这些人。这里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张力,我觉得冯小刚电影这样拍是非常可贵的。

宋强:就像陈老师刚才说的,这部小说的叙事是非常独特的,一开始是以第一眼光“我”的角度来叙述,最后是把整个故事串联起来。我们知道严歌苓老师很多作品里都出现过萧穗子这个人物。我经常把穗子当成您本人,都是有您本人的影子在里面。这个穗子和您本人之间的重合度有多大?今天能不能透露一下?

严歌苓: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怯懦的人,是一个不敢得罪多数的人,我不大喜欢让人家不高兴,我这个人活着就是让方方面面每个人都特别高兴。但是萧穗子不是这样的,萧穗子敢说很多我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她是一个层面上的我。萧穗子和我的关系就是萧穗子这个人你们把她认为是我,我很得意。我写散文的时候就发现我是很难直面读者的,我不敢发议论,但是萧穗子发议论了没关系,我是一个非常怕得罪大众的人,但是萧穗子不怕,她比我勇敢、深刻,我深刻的东西放在她身上。

像《扶桑》里的叙述人,他可以在主观和客观之间翻墙的,不是说到了这个人去思想什么的时候——扶桑有心理活动了、何小曼有心理活动了,对我来讲应该是不知道的东西。但是这个叙事者非常自由,告诉人家说那就是“我”的诠释,“我”并不知道,“我”只是说一年又一年的这个故事离“我”越来越远了,“我”好像把它依次诠释得越来越全面、立体。我觉得我占了这样的一个便宜,不是一个全方位的上帝视角。像雨果写小说有一个上帝的眼光,全方位的关照,从对话到形体再到内心,然后再出来,非常的自由。萧穗子这个人是有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无关的萧穗子进入每一个人的心里去分析他们,描写他们的心理活动,但是后来会告诉你,这个是我对这个人物百得不思解。但是这三个女兵形成了各自观察的死角,这个死角只有第二个女兵能够发现,她正好就是看到了第一个女兵叙事和观察的一个死角,第三个女兵突然又有前面两个女兵叙事和观察的死角,所以就把主观和客观摆成一片,没有什么主观和客观,是非常自由的。我告诉你这样一段故事,对不起,我已经把这个人物转出来了,这个人物还不想写,我先把她们两个人的故事给说完,待会儿我再让她出场。这是我过去写小说所没有的,我愿意什么时候给你扯到谁就扯到谁,实际上是经过了非常精心的设计。结构这个小说在我的小说经验里面是一次非常新的闯荡,我闯开了一个从来没有闯过的叙事架构,极其主观又极其自由。

所以实际上是,我把大量对我当年生活的反思,通过萧穗子这样一个像我但又不是我的虚构人物,来把它叙述出来。

有迫害对象的时候,众人爆发出来的力量是很可怕的

宋强:小说里面的萧穗子跟《灰舞鞋》里的故事是有一个延续性的,她在小说里喜欢上了一个男兵,写了非常多的情书,后来这个男兵把这些情书都交给组织了,结果对她进行了批判。在您的青春时代经历里,这件事情有没有真实发生过?

严歌苓:当然发生过,是很痛彻的一次经验。我初恋时是15岁的小女兵,我们的男兵女兵接触有多么密切,拉手、翻跟头,有大量的肢体接触,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一个女孩子到一个支队里面,有这么多漂亮的异性,又是穿着军装,肯定会爆发一次情感危机的。其实我后来分析了,我怎么可能爱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爱自己在恋爱的那个状态,那个状态是很令我着迷的,写很多情书实际上就是在把这种状态给形式化,给它找了一个形式、载体,把这样的一个状态给抒发出来,非常享受这样一个状态。

经过不到一年,七八个月的时间,这个人大概就有点不耐烦了,这个女孩子怎么一天到晚只会纸上谈恋爱的。他就找到了一个比我岁数大,也是一个可以谈恋爱的年轻的女军官,也是我们跳舞的,也很丰满。然后他们两个人谈恋爱,那个女兵发现了我的情书,那个女军官就说你怎么不交给组织,后来在那个女孩子的逼迫下就把我的情书给交给组织了。全部人对我进行批判,在集体面前一次一次念我的检讨,写得不深刻重写。你们真的只写情书吗?那些事情你并不懂但是发生了没有?我既不懂也没有我不懂的事情发生过,我就发现人在有迫害对象的时候,那种众人爆发出来的力量是很可怕的。

当我到美国读到一篇报道,一个父亲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但是他的女儿跟他的父亲发生了矛盾以后,他带着女儿去看心理医生。一些社会工作者他们学过心理学,但是不能作为心理学家去当工作者的。有很多的沙盘让那个女孩子摆出她的梦是什么样的,或者让小姑娘去画画,他们从小姑娘的画里推论出来说这个父亲对小姑娘有性侵,这样的行为加上这样的梦境是一种防御性的记忆,把不愉快的记忆用防御性的记忆给屏蔽掉,把她押进了有意识到下意识的一个失忆过程当中。这个女孩子开始相信这些人,整个社区对她的爸爸进行迫害。

我小时候经历过这种墙倒众人推,你在对他人迫害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个安全感,你不知道什么危机会降落到你头上,所有人一定要加入到这个群体才能找到安全。而且人没有安全感实际上是一种退化,是一种从成熟向幼稚的退化。这样看来我就全想通了,原来他们是像幼稚的退化。那不是挺好吗?你不觉得那么狰狞了。我自己是这种解释。

憎恨是一种伟大的感情,不伟大的人有憎恨就会变成歹毒

宋强:在这个小说里,破坏了严老师初恋的那个女兵叫郝淑雯,这个人物也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您对她的情感有没有一直憎恨或者有没有放下?您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的?

严歌苓:其实很多女兵都像她一样的,不大有脑子,长得很漂亮,在青春的时候就感觉到她的那种青春气息,那种美丽就像体温一样往外散发,把周围的空气都感染上她的青春气息。我小时候不是这么一个人,我小时候是像小精灵一样的,讲话不大讲的,但是忽然出来一句让人吓一跳,后来人家叫我“小妖怪”,是这么一个人。

她也是我提纯出来的一个女兵形象,其实那个女兵真的不值得我恨,恨是一种很伟大的感情,没有多少人值得用这种感情。

宋强:我们看完了以后对这个人物充满了憎恨,但最后这个人物嫁给了一个二流子,过得并不幸福,后来这个男的成为了一个富豪,还找小三。小说里面写了两个上海女兵林丁丁和何小曼,请陈思和老师谈一谈对人物的印象,或者您怎么理解她们两个的命运?

陈思和:我后来很想努力写一写,但是我有一个学生写得比我好,所以我就不写了。但我还是有一点想法的,小说里面有两种女生,一个就是扶桑式的,一个在我看来就是中国特别伟大的一种女性,像土地一样的非常卑谦但是却也非常伟大。在严歌苓的小说里面,这样的一种个性在我们文学史上很珍贵。但是在这部小说里面就变成了一个雷锋,就是刘峰。严歌苓的创作有一条线,始终有一个人承担着一种狠心,被所有人欺负,但是里面展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

另外就是精灵系列的,古灵精怪的,但是这个角色永远不是主角,是一个小说里面的配角。但是这个配角特别有意思,包括后面也有写过,有一种歹毒的心理,但是她自己是受伤害的,她是一个非常聪明伶俐古灵精怪的人,这个人转变成了小说里的何小曼,其实她不像是上海人,丁丁像上海人。

何小曼我觉得是在一个被压抑、被欺凌的状态下成长的,所以在她的心里,有一个复仇、憎恨的火苗。憎恨是一个伟大的感情,如果不伟大的人有憎恨就会变成歹毒,她的父亲被迫害死了,她的母亲又嫁给了一个干部家庭,但是这个干部家庭非常坏,都欺负她,她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她自身有一个恨别人的能力在支撑,所以她一开始把一个毛巾从红的染成黑的,这是选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色彩意识。到了部队以后她继续被所有人压抑,但是因为一次偶然的事件——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返祖现象,身上的体毛很重,有一股味道,所有男演员都在侮辱她、嘲笑她,可是男主角在她最危难的时候帮了她一下。

我觉得这个人物是严歌苓的小说中是很少的,因为她的小说基本上一个人出来了到死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小说有一个转变,一开始是非常精怪的小孩,可是慢慢她就开始奉献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她跟刘峰一起生活,但两个人不是夫妻关系也不是刻骨铭心的爱情,就是一种奉献的情感,从伟大的恨到伟大的爱完成了一种转变,这个人物在严歌苓小说里创造得很好。

任何美的东西都有一点哀愁,禁锢而产生的美才是真的美

宋强:冯小刚导演的同名电影《芳华》,将在9月30日上映,我不知道您看过电影了没有,跟小说相比差别大吗?

严歌苓:这个故事基本上主要情节的设计都在电影里,小刚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大约有3个小时,最后慢慢剪,把原来拍好的结尾给剪掉了。何小曼没有人抱她,舞蹈要托举的,但是这个男生很坏,当面就说这个谁抱,我不要抱她,然后导演说两个男生换一下位置抱,结果都没有人抱,然后导演说我命令你去抱她,刘峰那个时候在修灯,他的腰已经坏掉了,不能跳了,这个时候他就跟导演说我来跳这个双人舞吧,后来就是他把何小曼抱起来跳的。后来他们两个人到中年了,一起到陵园去看烈士,两个人准备搭小火车走了。因为刘峰发生了触摸事件,他从英雄人物一下子被打成了臭流氓,因为他摸的是一个独唱女演员,是很多首长儿子追捧的女演员。只有何小曼非常珍惜他,因为他在没有人碰她的情况下抱了她。她说你还记得吗,我当时去给你送行,其实有一句话要跟你说,刘峰说什么话,她说20多年了我想让你再抱抱我。然后这个电影就结束了,就用字幕打出来,刘峰什么时候去世、怎么样去世,因为后面拍完要3个小时才能放完,所以这个没办法。

这个电影拍得非常美,非常有我们那时的女舞蹈演员的生活,我觉得让现在的青春爱情片的观众们会感觉到很满足的。我们那个时候的爱情是被禁锢的,男女之间的触碰也是禁锢的,由于禁锢而产生的这种美是真的非常美,让人感觉到原来任何情感、任何美的东西都有一点哀愁,被禁锢才更美。

《芳华》,严歌苓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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