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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留下的“空房子”,让契诃夫陷入空茫与忧伤

生於1860年的契訶夫,在文學創作上某種宿命般的孤獨,正如他自己所說,也許只有晚年的托爾斯泰,能夠成為他文學藝術上的導師或伴侶。他成名後說:如果托爾斯泰還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就覺得有依靠,即使自己寫不出什麼,也讓我感到安穩。

生於1860年的契訶夫,在文學創作上某種宿命般的孤獨,正如他自己所說,也許只有晚年的托爾斯泰,能夠成為他文學藝術上的導師或伴侶。他成名後說:如果托爾斯泰還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就覺得有依靠,即使自己寫不出什麼,也讓我感到安穩。

今天的此刻夜讀,一起來回顧契訶夫與晚年托爾斯泰之間的故事。

文|張芬

(刊於2017年9月14日文學報)

在1957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契訶夫畫傳》中,有這樣一幅照片:一個簡樸的陽台,桌上放著小小杯盞,托爾斯泰似乎在向契訶夫“訓示”著什麼,後者謙卑地將雙手交叉在一起,高大的身體佝僂著,低著腦袋,朝他的方向傾聽著,像是一個溫順的農婦。這是契訶夫為數不多的對托爾斯泰的拜訪景象之一。它讓人想起契訶夫成名後的那句話:如果托爾斯泰還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就覺得有依靠,即使自己寫不出什麼,也讓我感到安穩。如今,眼前坐著的,就是一個可以籠罩他文學事業的藝術上的巨人。很顯然,他的溫順,讓這樣一個同樣欣賞他才華的強者感到高興:

他一直喜歡契訶夫,每次他望著安·巴的時候,眼光總是變得很柔和,他的眼光似乎在愛撫他的臉。 ……他喃喃地說:“啊,多麼可愛的人,多麼完美的人:謙虛,溫柔得像一位小姐似的。他走起路來也像一位小姐。他真是了不起的人。” (高爾基《文學寫照》)

俄羅斯文學史家德·斯·米爾斯基說:

(十九世紀)80年代即將來臨,氛圍開始發生變化,但年輕一代仍未給出任何堪與其父輩相提並論的作品。那偉大一代之為數不多的倖存者都被視為美好時代的孤獨遺存,其中最偉大者即托爾斯泰……

這時期,契訶夫在寫給普列謝耶夫的信中說:

“六十年代是神聖的時代,讓這些愚蠢的金花鼠篡奪六十年代的稱號,那就是糟蹋六十年代。”(葉爾米洛夫《契訶夫傳》)

這種氛圍,就注定了生於1860年的契訶夫,在文學創作上某種宿命般的孤獨,正如他自己所說,也許只有晚年的托爾斯泰,能夠成為他文學藝術上的導師或伴侶。

契訶夫

而在蘇聯文藝評論家眼中,契訶夫的寫法也是獨特的:

“到一八八○年為止,自由人文士的作品,為時代思潮所拘,作品的內容,帶著一定的黨派底傾向,大抵中間是填湊,而裝飾外面的體裁”,“然而契訶夫,據戈理基之說,則是內面底自由的文士,既注意表現手法,那內容也並不單純,且有意義”。 (魯迅譯裡列夫·羅加切夫斯基《契訶夫與新文藝》)

作為一個獨特的“內面底自由的文士”,他不受任何黨派的蠱惑,不會刻意在作品中展現確鑿的思想主張,用平實冷靜的筆調,展示著他的生活所見,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他仍然被同時代人所批評,誤讀,甚至有人覺得他寫得太過陰暗,認為“上帝應該來拯救他”。成為職業作家之後,契訶夫的生活很簡單,他喜歡釣魚,偶爾身邊還有跟隨他的小狗,在他打盹兒的時候,那些小狗幫他看著浮標,如有收穫,就能吃到他釣到的小魚。他一邊看它們吃,一邊帶著嘲諷的神情說:“就跟咱們的批評家一模一樣!” (亞·謝列勃羅夫《關於契訶夫》)

也許,正如福樓拜認為批評家就像是一群平庸的、在故紙堆里沙沙作響的金龜子,契訶夫也懷疑當世的大多數批評家和他的文學之間到底是否有某種達成一致的東西。就是在這樣一種孤獨而靜謐、缺少對話的氛圍中,契訶夫用他的方式,保持著對許多已故的前人的敬重和自己獨特的文學身份上的尊嚴。

和契訶夫交往的很多人,包括高爾基和他的前輩詩人普列謝耶夫,都有過被流放的經歷,而契訶夫這個“平和”的作家,選擇了在30歲的時候自我流放至薩哈林島。回來之後,他就更加堅定地給他的早期小說滑稽而欣然的質素戴上了沉重的鐐銬。高爾基在1914年紀念契訶夫逝世十週年的文字中說讀他的作品:

“彷彿在一個悒鬱的晚秋的日子裡,空氣十分明淨,光禿的樹木,窄小的房屋和帶灰色的人都顯得輪廓分明。一切都是奇怪地孤寂的,靜止的,無力的。空漠的青色的遠方是荒涼的,並且跟蒼白的天空溶合在一塊兒,朝那蓋著一片凍泥的大地吹來一股徹骨的寒氣。”高爾基在以自己明朗而充滿激情的風格,努力地去體味這個前輩邈遠的孤獨。契訶夫和他在一次交談中說:“我們習慣了在期待和希望中活著……生活一天比一天地變得更複雜,它自己向著人們不知道的什麼地方走去,而人們呢,卻顯著地變得更愚蠢,並且逐漸地跟生活越離越遠了。”(高爾基《安東·契訶夫》)

高爾基

很顯然,在他的內在,似乎也開始躺著一個憂傷的老者,只是所有的文字經過他的反芻式的克制,成為一種看起來體面而詩意的事物,充盈著象徵性的優雅。契訶夫的這種“世紀末”焦慮,在作品中也有反復體現,萬尼亞舅舅這樣說:“我有才能,我有知識,我大膽……要是我的生活正常,我早就能成為一個叔本華,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不難理解,與契訶夫同時代或稍晚的許多批評家們,習慣於給契訶夫的作品消極的評價,說他是“不可救藥的悲觀主義者”“寂寞和憂傷的詩人”。而這種“悲觀主義”,又區別於一種理論和思想,它經過了契訶夫獨特的文學經驗的反芻。

美國西北大學的文學教授厄文·韋爾曾以系列講座的形式在BBC上講授契訶夫。他很細膩地舖墊了契訶夫文學產生的沙俄環境、歐洲背景,給人呈現了一個新舊交替的夾縫中存在的契訶夫形象。厄文·韋爾的講述再次提醒了契訶夫仍然是一個面臨著十九世紀末俄羅斯複雜環境的作家,儘管在《草原》《古賽夫》《農民》《海鷗》等作品中我們看到了其中帶有現代主義色彩的最為鮮活而誠懇的形式。新鮮的現代的空氣一邊通過地中海和中亞的海洋吹過來,另一邊,舊的哥薩克的野性和慵懶,還在曠野的狂風中與世隔絕。他雖然同情和尊重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內在的詩意,然而,在小說中,總有那麼一兩個不自覺地扮演著超人或者失敗者的角色。十九世紀,有無數的聖徒像苦行僧式地在俄羅斯大地的曠野上自我考問,通過觀察和思考尋找自己和民族的出路。契訶夫成為銜接他們的民間思想和西歐政治社會思想的一個媒介。所以他糾結、痛苦,在俄羅斯那些爬滿了蝨子的銀器上看到了遠方若隱若現的光亮。正如納博科夫所說的,佈滿了“鴿灰色的世界”。

在俄國神學家、宗教學家BB津科夫斯基看來,民粹主義者如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深諳歐洲文明,一度以為拯救民族的未來在於歐洲,而當歐洲作為一個巨大的失望裸露在他們面前的時候,他們深刻認識到了須“別求新聲”的沉重。托爾斯泰晚年上下求索,最後走向了脫離審美趣味的“心中的天國”,陀思妥耶夫斯基惱羞成怒地認為“俄羅斯民族的未來在亞洲”。而契訶夫在1890年代,也開始對他所屬的時代進行檢視。很顯然,在《萬尼亞舅舅》和《我的一生》中,我們可以嗅到當時社會氛圍中的民粹思想。但在契訶夫的內心深處,他並不為這樣的主張所振奮,他關心的歸根還是自己對生活的絕望、孤獨、追憶以及如何走出這種困境的切身體驗。文學上,雖然托爾斯泰仍然能夠成為契訶夫精神上的盾牌,但他在宗教和道德上固執的思考和踐行,在契訶夫看來,在某些方面滑入一種“虛偽”。而且,他並不認同托爾斯泰最後的選擇:因為對“人民”來說毫無益處,以至於到了要否定文化和審美的地步。所以,契訶夫對《復活》這樣評價:

《復活》是一部出色的長篇小說。我很喜歡它,只是必須一口氣,一次讀完它。結局沒有趣味,而且虛偽,在技巧意義上的虛偽。

契訶夫沒有像托爾斯泰那樣,在道德和倫理上走得更遠。他的憂傷和沈悶,彷彿在一個缺少自由氧氣的霧靄之中,恍若有人在說著看起來沒有必要和內容的對話。契訶夫懂得生而渺小的道理,他也懂得自己內心深處崇高部分的真切。就像他在梅特林克的戲劇作品《盲人》《不速之客》中看到的,一種靜止的衝突,“古怪而美妙的東西”,語焉不詳,卻帶有十分明顯的象徵意味,隱秘地昭示著更為激烈的世紀末的情緒。他的作品帶著溫情的笑,好像是飽經滄桑的老人談及自己相熟的同鄉或者記憶中的人,一邊燃著篝火,喝著溫暖的茶或者酒,講著這些遙遠的故事,說起可愛的事情,笑出眼淚,說起可悲的事情,也笑出眼淚。然後,隨著時間的進展,他的苦痛越來越深,講述者變得越來越孤獨,色調變得陰冷起來,刮起了風,下起了雨,屋子裡有些潮濕,低沉的情緒中,故事變得游離、傷感,過去那令人咳嗽的大笑,也變成心酸的沉靜。

晚年的托爾斯泰似乎沒有契訶夫來得那樣淡定,或者說沒有契訶夫隱藏得那樣體面。他觀察上帝的癖好源於觀察死亡,他不能忍受沒有上帝,某種程度上也是基於對死亡的恐懼和焦慮,

“他離開他們遠遠地一個人隱居在荒原上,用了他全部精神力量,孤獨地,一心一意地去探究那個‘最主要的東西’:死”。 (高爾基《文學寫照》)

正因為他強大的精神力量和對生命的渴望,以及他不能夠融入世俗細小生活的大海般的容量,所以他“危言聳聽”,上下求索,最後,他意識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是“愛”,而他因為童年的經歷和某種宿命般的趨向,卻沒有了“愛的能力”,甚至因此有了某種專制的傾向,

“殉道者和受難者中很少有不是專制者和暴君的”,“專制的意向,就是想增加他的教訓的重量,使他的說教成為不可辯駁​​的東西,並且拿他的受苦來使它在別人的眼裡成為神聖不可侵犯,他好強迫他們來接受它”。 (高爾基《文學寫照》)

他要在別人的目光之中轉向另外的世界——宗教,並且認為自己能夠引領這樣一個世界的話語。

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用反复、細密而富麗的語言翻轉著俄羅斯民族人性中的褶皺,在自己的藝術裡登峰造極。就像一輛奔跑的馬車,無止境地一直在路上,直到能量用盡,懷疑或者臣服於上帝,也是這種藝術能量耗盡的表現。而作為醫生的契訶夫,他將自己的藝術生命合併到了作為物質的生命之中,默默無聞地同時結束這一切。

1894年3月27日契訶夫寫信給他的摯友蘇沃林說:

“事實是托爾斯泰已經離開了我,在我心中不再佔有什麼位置了。他在離開我心靈的時候說:'我給你留下了一座空房子。'現在,再也沒有任何人佔據我的心靈了。”

從此,契訶夫只能面對自己,帶著對他的寫作對象的溫情和自己的憂傷。寫於1897年的小說《佩徹涅格人》,似乎暗合了他這種心境。一個退伍軍官穆日興,在面臨日漸衰老行將就木的情境下,總希望能夠有個徹底的信仰,他喜歡在夜晚思考“重大而嚴肅的事情”,他希望自己像路上偶遇的吃素的律師先生,因為有信仰而“活像搬不開的大石頭”,“有所寄託”“心裡踏實”,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罔顧眼前生活,給人一種空虛和虛弱之感。這很容易讓人想起晚年的托爾斯泰。

值得回味的是,在作品中,深夜老人因為睡不著要和律師聊天,於是他們從穿堂中走到外面,月光下一望無際的草原景色寫得異常美好。契訶夫似乎在這部小說中回答了托爾斯泰關於藝術和倫理的關係問題,那些漫無天際的月色,或可以說明存在的永恆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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