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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回答2018|年度文学阅读印象与私人推荐①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国内文坛收获了哪些令人难忘的精品,涌现出哪些值得期待的新人,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领域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

【编者按】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国内文坛收获了哪些令人难忘的精品,涌现出哪些值得期待的新人,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领域又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针对以上话题,《中华文学选刊》在2019年第1期邀约十一位长期身处文学现场,视野开阔、眼光独到的作家、编辑、评论家与媒体人,分享各自对2018年原创文学的个人观察和阅读印象,推荐心目中值得关注的佳作。

葛亮

果敢与砥砺——2018阅读推荐

葛亮/文

《候鸟的勇敢》:有关信仰的寓言。作家迟子建再次将笔触深入东北大地的广袤。这部小说中可见意味深长的对位,来自候鸟与候鸟人各自指代的生态格局。后者作为瓦城新富阶层,以欣欣向荣的暗示,藏匿了这座城市的污浊。一场禽流感则揭开了虚浮画皮,令善恶生存本相,各归其位。候鸟被尊为“神鸟”在民间相传。众声喧哗,带着一点昂扬与不甘,终成如潮舆论,载浮载沉。希区柯克的《鸟》,曾倾覆了这世上强大与弱小的规则。这部小说,则以果敢的方式,将规则祭上神坛。金瓮河两岸的娘娘庙与管护站,如阴阳相生,构成壁垒暧昧的隐喻。作者笔端的锋芒背后,一如既往有着温存,哪怕底色些许哀凉。

《琥珀》:香港作家闻人悦阅经年所成长篇历史小说。借谍战之题,勾勒百年流徙。将虚构的小说人物嵌入历史真实,独沽一味。由苏联涉入蒙古为切入点,历经二战至环球金融与能源危机。国际政治则以美、中、苏三方军政博弈为眼,书写主人公作为特情人员的一生。随故事人物潜入时代缝隙,重建变故现场,进而寓情于冷笔,拷问人性。这部小说流转于国际遽变,文字则深具东方情致。中国古今符码信手可得,茶道、音乐、古董、建筑、艺术等错落于叙事,可见作者深厚人文积淀与智识。大处可观,毫微处则屡见精致用心。

《说戏》:昆曲大师柯军的随笔。借十一出经典剧目,渔樵唱和,蔚然大观。文风可谓由谐入雅,从表入里。其中可见“传承”二字的分量。当事者以一己经历入文,甘苦自知。昆曲大雅之姿,薪火再三,自有其在时代中的砥砺。作者对《夜奔》体之甚深。问及最心仪唱词,曰“哪搭儿相求救”。日暮西山,是林冲作为末路英雄的悲怆苍凉,亦是昆曲之困境。无实曰虚,反真曰妄,今唯“八百壮士”肝胆相守。如追本溯源,无一式不见来处。传承之外,亦见嬗变。“大道至简”。《桃花扇》三十年前的楼阁丘坡,到如今黑幕前的一桌二椅。“舞台上物质越少,非物质就越多”。唱念作打,手眼身步,方是昆曲本体。作者写传统与现代的砥砺和融合,由日常光景写时代跌宕,举重若轻。一桌,二椅,三两步,四五人,即是万水千山,千军万马。

葛亮,1978年生,祖籍南京,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著有长篇小说《朱雀》《北鸢》,小说集《七声》《谜鸦》《相忘江湖的鱼》《浣熊》《戏年》《问米》,文化随笔集《绘色》等。作品曾获香港艺术发展奖、香港书奖、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朱雀》《北鸢》先后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

何平

在无以名状的世界生活并写作

何平/文
说说青年写作吧。这是一个过于爱悦自己、过于自怨自艾的青年写作时代。但这不是我们时代对作家的要求。阅读了大量的青年写作,我也努力去说服自己,他们的哀伤是诚实的。可是止于哀伤,或者,不去追问哀伤从何而来,不去追问人的损害和建设,这样的文学好逼仄气,好“作”,好龌龊和局促。

一个全民写作的“朋友圈文学时代”,恰恰也是文学重新成为文学,重新做一个写作者的时代。在这个“再文学”的时代,一些貌似过时的话题也需要重新检讨。比如,我们的文学中有这么多失败者、多余人和灰色的小人物,多少小说提供了有巨大概括能力的“文学典型”?大多数只是撒娇式的失败的小情绪,其实对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并无多大兴趣。从这种意义上,我理解《西湖》杂志编辑李璐所说的作家三三对“诸恶并作”的透视与惩罚。三三还是一个“在路上”的小说家,她的《恶有恶报》发表于《西湖》第11期。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提到“表情独特的脸庞”,当代青年写作的可能性也在于保留每个人独特的表情,而不是以同质化去适应某种滞后的文学审美。尊重每一代人在时代中获得的感受和经验,才是真正的当务之急。

再比如小说中的人和他们生活时代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先偷懒地把我们的时代命名为“小时代”,就获得了肤浅平庸的权利?因此,在萎靡、猥琐、小的“文学时代”,我愿意推荐周嘉宁的《基本美》(《收获》第1期)。《基本美》不是凭空而来的,周嘉宁的个人写作史,她参与编辑的《鲤》,都是在她所生活时代的百科全书和青年精神史意义上展开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就是她的“大时代”。她的写作让我们明白所谓“大时代”和文学去书写的“大时代”不只是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每个人和他们所生于斯长于斯的时代之间都有着大与小的关系,如何书写和自己生命等长的时代?应该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必须面临的问题。

下面三个作品来自我在《花城》主持的栏目“花城关注”。毛晨雨的《蛇的志向》,意义不只在于“野外作业”和“田野调查”的文学态度。在广阔的八面来风的旷野中观察和写作,构成了对青年写作耽溺于房间和床上的反动。毛晨雨的文学谱系是列维-斯特劳斯、巴特、福柯、德里达、德勒兹,以及朗西埃、斯蒂格勒、南希、德斯科拉、拉图尔等人,如其所言,我们无法真实地拒绝文学之在场。影像即使占领了媒体的主导位置,更早也是经由文学的叙事来连接社会与身体的感知网络的,影像语言中有无法驱离的文学在场性。冰逸从没有自诩为诗人,她只是想写,于是写了长诗《废墟的十二种哲学》,这是一首献给时代的“长恨歌”。“废墟”不只是最后的凝定,“废墟”对应的是“盛景”,以及时间中的侵蚀、掏空和不复存在。因而,时间是绵延着“曾在”“此在”和“永在”的河流,它裹挟泥沙而下,成为我们“能见”和“想见”。慢先生在2018年贡献了90后最突出的小说,他的《魔王》可以从很多方面去阐释,比如个人和时代的关系,比如家族创伤记忆和成长,比如文学和救济疗愈,等等。慢先生的《魔王》是献给父亲和记忆中的西北。他认为西北是一个叙事上更为广阔的舞台,人和人的距离更近,矛盾和冲突也比较激烈。他几乎不在西部风俗志背景下写人,而是小说风格学和修辞学意义上的“去往西天取经”,汲取西部大开大阖的精神气质。更重要的,西部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慢先生感应到“改写”和“变”。在这里,王蒙《在伊犁》《这边风景》、张承志《黑骏马》、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阿来《尘埃落定》《空山》、次仁罗布《祭语风中》等小说开创的直面当代西部现实和创伤记忆的传统被接过来,在当下青年写作世代得以被记忆、书写和传递。“每一代人应该充分地讨论和理解不幸,而不是避而不谈,然后竭尽所能地阻止不幸传递下去。”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在回应周嘉宁《基本美》提出的问题。

在无以名状的时代,文学如何对我们这时代命名?值得举出的例子还有笛安的长篇小说《景恒街》,以及批评家杨庆祥一直在申说的“新伤痕”。我们的文学应该以“不能避而不谈”为起点,去命名无以名状的时代,虽然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无以名状”,但命名过程中的固执、决绝,甚至被伤害、被毁灭等等,本身都是有意义的,所谓的哀伤应该是这些之后的。

何平,1968年生,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现代小说还乡母题研究》《散文说》《无名者的生活》等。2017年开始主持《花城》的“花城关注”栏目,提出“文学策展”概念,以话题的形式推介文学新人。

何同彬

不要把小说写得那么“土”——2018小说阅读片语

何同彬/文

与某位朋友讨论小说时喜欢用一个特别“业余”的概念——“土”(其中饱含的“歧视性”和批判性与作家的身份、作品的题材没有任何关系),比如该朋友提到某位著名小说家的近作时,总是不无轻蔑地说“土,真是越写越土”,论及某重要文学奖项时,也曾“武断”地认为“多数获奖小说都很土”。

小说的“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观念落后、视野狭窄、精神空洞、技术粗糙、“态度”傲慢,意味着现实感和当代性的极度匮乏,意味着对它的阅读是一种徒劳的耗散,意味着小说的语境这么“难”(“复杂”),而你却写得如此“容易”(“简单”)。不要把小说写得那么“土”。作为读者、编辑和批评者,却总是看到那么多“土”得彻底、“土”得趾高气扬、“土”得义无反顾的小说,真是无奈又悲伤。

当然也有例外,2018年我有限阅读之中,仅举几部上海作家的作品为例:小白《封锁》、黄昱宁小说集《八部半》、周嘉宁《基本美》、王占黑《麻将的故事》《小花旦的故事》等。

小白在参与《鲤》“匿名作家计划”时,对大多数参赛作品表示失望,在他看来,即便是一些文笔老练的作品,内在也显得游移不定,缺乏一种叙事所必需的坚定感。对,要想不“土”首要的就是要有这种坚定感,而坚定感实际上是由有效的现实感构筑的。以上列举的作品某种程度上都迫近了这样的现实感:“在此之下的一条道路则是通向越来越不明显却更为本质和普遍深入的,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彼此难以区分的种种特性。以巨大的耐心、勤奋和刻苦,我们能潜入表层以下——这点小说家比受过训练的‘社会科学家’做得好——但那里的构成却是粘稠的物质:我们没有碰到石墙,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每一步都更加艰难,每一次前进的努力都夺去我们继续努力下去的愿望或能力。”(以赛亚·伯林)

说白了,表现现实感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语言、叙事技巧、视野、经验、思考力、思辨性……文体在这里已经不重要了,“再无所谓诗人或小说家的存在,而只剩下书写本身”(罗兰·巴特)。

前一阵子遇到胡桑兄,他问我今年有什么小说值得看,我想了想说:没有。当前的小说好不容易摆脱了“土”,却又死活逃不出“小”,按照哈罗德·布鲁姆(“虚构文学而非议论文学是获得自律的最佳途径”)和理查德·罗蒂(小说“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我们自身道德词汇的偶然性”,“读小说是为了避免自我中心”)对小说功能的期待,我的确只能说“没有”。每天都在错过“成为更好的人”,因此,错过几篇也许还不错的小说也就无足轻重了。

何同彬,1981年生,评论家,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扬子江》评论编辑部主任,现任《钟山》杂志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著有评论集《浮游的守夜人》《重建青年性》等。 

季亚娅

为散文书写注入新鲜血液

季亚娅/文

当代最富探索性的写作,可能在散文书写领域。我不是在美文或者抒情散文的意义上谈论散文,恰恰相反,关于散文的定见里所不能满足的阅读焦虑,在这些溢出文学、无法归类的文字中得到纾解。我希望找到最具创造性的激进文体,能越界,也能呈现不确定性的实验性文本,如果它们也提供一种叙事,那首先是一种现代博物体式的知识型叙事,学科领域的分界线被有意识地模糊,类似于知识生产的原初状态,美与智慧、词与物呈现一种元气茫茫的纠缠。它们所容纳的巨大的信息和情感含量,所提供的整合思想、叙事、行动的能力,以及或清晰或模糊的实践指向,为散文写作带来新的方法论思考。

张承志2018年在《山花》杂志的专栏,以一组极富辨识度、反对常识经验的文字,抵达修辞与知识的边界。《鞑靼海峡》可谓代表。鞑靼海峡在国人视野的尽头,也在常识的尽头。东北亚大国相争的历史本属于知识的极边之地,作者从此处获得的反观自省之途,却指向文明中心的秘密:与殖民主义相伴的国族崛起必然伴随对他者的蔑视。蒙元史研究的深厚学养、作者醉心多年的文章之道与身体力行的知识行旅,构成这篇盛世危言的胆识与心志。无论判断正确与否,这有点像是作者的自我放逐,带着极北苦寒之地的肃杀,自文明的边界投来饱受争议的他者之眼。

艺术家的文字是另一种路数,启示录般的语言充满了转喻的技法。当代艺术家邱志杰《邱注上元灯彩图:关于一种历史剧的编撰》(《十月》第3期),将古代戏曲的书写元素,舞台折子戏的调度元素,福柯式后现代理论的批判视角,与现代杂文的笔法,极富创意地综合在一起。当代艺术家特有的多层叠视觉思维方式,给文学写作带来新的方法示范。当代和古代的同时代性,艺术形式与社会批判的同构性,新的文学建构方式和写作伦理,都可以从这个文本开始讨论。在金陵这个象征性时空情境里,艺术家点亮情感与人性的发光体,各种阶层、各种身份、各种面目的角色,提线木偶般切入又淡出设定的轨迹,琐碎但又高度浓缩,历史以一种曲径通幽的方式抵达当下现实的总体隐喻,而每个片段又可自由拆解成独立的部分,一个能量积聚的爆发点。《十月》杂志近年来的“思想者说”栏目致力于打通文学与当代思想、当代现实直接对话的途径,2018年度除此篇之外,书写四十年女性生育变迁史的《生生之门》也值得一读,肉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叠影,为生育这个“圣词”注入人间的蛮野生气。

《花城》杂志“花城关注”栏目钟情于跨文本实验。毛晨雨《地志三篇》可谓此中翘楚。作者是农学研习者和艺术家,稻电影的倡导人,从他劳作的乡野里,升腾出叙事文本与艺术实践、与民族志和个体行动相结合的异数。巫术、蛇和鸟类的和谐共生,既来自肉身经验,亦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建构,作者征用生态文明的视角,抵抗观念和词语对乡村先入为主式的侵入和改写。通过这种方式,文字参与到社会行动中来,变成作者所谓“社会写作”的一部分。写作的概念因而被放大,文字、影像、劳作与四季变迁皆变成文学的一部分,成为连接我们肉身与社会的感知网络。

是的,经验在此以如此贴肤的形式被呈现,而这个呈现又高度依赖修辞之外的总体性认知。由此获得一个反思的机会,何谓当代散文,何谓写作;在抒情与言志、唐宋与晚明的区分之后,散文的现代转型如何完成。我们阅读世界的方式,如何征用文学之外,科学、艺术、哲学和感观的一切手段。这是对熟知叙事的颠倒,是摆脱已有的写作陈规,在“真”的层面、知识的层面、行动的层面上为文体注入新鲜的血液。

季亚娅,评论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十月》杂志编辑部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著有评论集《文学的行间距》。

金理

青春写作与“灰烬时间”

金理/文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鲁迅《纪念刘和珍君》),去年这个时候,还在为胡迁的离世而惊愕、伤痛;但飞溅而起的浪花倏忽间就被时间永流和街市太平吸纳得无声无息。我与胡迁素无交往,自不敢谬托知己。我从《大裂》开始对这位作家产生好感,然而在今年读完小说集《远处的拉莫》之后,总有些许疑惑、遗憾挥之不去。我想,坦率地表达一己阅读感受,并不是对逝者的不尊重;无论如何,纪念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认真对待他的作品吧。胡迁笔下有着类同的人物形象和稳固的取景器,比如零余者,比如暴力循环,比如和周遭环境的格格不入……这一切的中心是不可化解的生存痛苦。也正因为神经那么敏感,情绪那么炽烈,理想那么高远,所以每遇挫折和压力,格外引发剧烈的反弹。但这一切对读者来说又构成巨大挑战,我们往往疏于将小说中如寓言般静默在永恒里的痛苦,置放到具体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中进行辨析,而易于将和人群疏离的自我、傲然与世界为战的姿态,板结为理解个体和社会两造之间关系的稳固模式。这是非常典型的对青春写作的接受法,尤其胡迁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进一步加剧了那种浪漫、自我戏剧化,这些“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不可避免地渗入到对胡迁文学世界的认知中,于是,他创作的某一面向会得到不加节制地夸张,由此掩盖了其他面向。在一篇短文中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这其他面向,可能是胡迁作品中本已存在却被我们忽视的,也有可能是天不假年未及发展出来的。我隐隐觉得,我们目前关注的,只是处于上升形态中的胡迁,如果他的文学能够完成一次降落的位移,那将是读者和中国文学的幸运。”

我在班宇的《逍遥游》(《收获》第4期)中看到一次降落。小说写三个各自身陷一大堆生活麻烦的普通人出门“穷游”,这一路上,既看山河风景,也小心翼翼地探入人心幽微的褶皱。仿佛置身于暗夜,但也感受到光,但这光也是明灭不定的,就像小说所言,“光隐没在轨道里”。班宇很善于处理这种交界的、混沌的人生境遇;耐心地缝合种种看似对立的两极之间的辩证关系,徘徊在明与暗、信与疑、希望与绝望之间,达到一种哀而不伤的艺术效果。小说中三个人物的日常生活显然是单调、疲乏甚至绝望的,一场出游好比探出头来透口气,但终究要回归到原先的生活轨道,什么都没有改变;但也未必,下楼来的“我”还是原来的“我”吗?小说结尾,“我”回到家却不进屋,特意留一点时间给父亲,原先紧张的父女关系似乎增添了一丝善意和体贴。小说中写旅途的核心情节是一次登楼远望,“我”仿佛看见云雾中的骏马,耳畔还有嘶鸣,暗合“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成玄英疏:“青春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薮泽之中,犹如奔马”。被庸常生活压抑得透不过气的“我”,终于在此刻“青春发动”。但等下楼后来到山谷,才发觉此前登楼时耳闻的嘶鸣声,原是驯马所为,“鞭子抽得极凶,人和马离得很近,双方像是在台上进行搏斗”,这哪里是精神发抒,是人间的受难和磨折。但是这样想也不对,上面这两个场景不是互否的关系,倘若不嫌附会的话,登高楼与下山谷、登高远望与重回庸常俗世,我愿意联系起柏拉图笔下哲人的“上升”和“下降”,在见证了阳光之后,需要携带着审慎与节制,“重返洞穴”。

在成年仪式和民间童话中,往往存在一段“灰烬时间”,在灰堆里“经历某种冬眠或昏睡的仪式”,象征孩子气的死亡和人格的再生。比如一个出身高贵的王子沦为厨房小厮,从事卑微鄙俗的日常杂务,“代表了从高处摔落”,但日后的建功立业实则离不开这段日常性的磨炼(徐丹《倾空的器皿:成年仪式与欧美文学中的成长主题》)。这么说吧,在“灰烬时间”,青年人了解自身的限度与潜力,从而学会谦卑而热情地面对世界;灰烬中埋藏的点点星火,正是未来持续燃烧的热源。

我的意思是,青春写作也许只有通过一段“灰烬时间”,才能获得生长。在周嘉宁的《基本美》(《收获》第1期)中,我见证了生长的气象。阅读《基本美》的体验其实并不畅快,一个段落经常需要翻来覆去地读。然而从阅读过程的辛苦中,我能感觉到周嘉宁表述过程中的艰难,因为她要诚恳地表述精神生活遭遇的危机与成长。这篇作品对于当下青年文学而言具有重大意义。比如,在这个群体此前的文学表达中,触目可见颓废、愤怒、对世界大声说“不”的姿态。周嘉宁通过小说中“洲”这个人物对上述姿态作出清醒的反思。那种愤怒和排他,会板结为一种程序化的表达,恰恰成为青年人拒绝介入世界的姿态;在这种浪漫化的表达过后,一切都没有改变。其实大声说“不”还不是困难的,困难的是在说“不”之后,滤去愤怒和排他的姿态(这种姿态中还附着着一种优越感,就是周嘉宁在小说中提及的“傲慢”),仿佛经历“灰烬时间”,转而“降落”到日常生活中,确立起自身的位置和意义,展开长久而耐心地修复世界的工作,这项工作必然是从点点滴滴的琐碎事务开始的,必然伴随着和各种各样凡庸的人事产生交涉、撕扯,无疑这一切都是耗损心力的。但这才是青年人真实地去触动世界的开始、这才是现实有可能发生改变的契机。

金理,1981年生,评论家,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写在文学史边上》《青春梦与文学记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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