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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医们的医术,通常都不高明

按常理,御医代表的是国家最高医疗水准。但实际情况是,因为制度原因,御医们的医术,通常都不高明。

自有皇(王)权,即有御医。

按常理,御医代表的是国家最高医疗水准。但实际情况是,因为制度原因,御医们的医术,通常都不高明。

比如,伴君如伴虎,“独到见解”常常等同于自招祸端。

据《明史》记载:明仁宗朱高炽做太子时,其妃张氏“经期不至者十月”,御医会诊,一致认为张氏有孕,向太子道贺。唯有一位名为盛寅的御医,认为张氏其实无孕,而是有病,并开了一副可能导致堕胎的“禁药”。张氏病情加重,无奈之下要求一试盛寅的药方。朱高炽遂一面命人将盛寅关押,一面令张氏服药;若张氏有发生危险,即将盛寅处以“磔死”酷刑。万幸张氏服药后痊愈,盛寅也保住了一条小命。①

并不是每个御医都有盛寅这种好运。同治皇帝死后,太医院院判李德立等,均被“革职戴罪当差”。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等,也全被革职。②

历史上甚至还发生过御医因担惊受怕而自丧性命者。

嘉靖年间“壬寅宫变”,明世宗差点被宫女杨金英等人勒死。太医院院使许绅奉命急救,将皇帝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明世宗前脚封赏许绅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后脚许绅就病重将死。许在遗言里说:“吾不起矣。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意思是:我活不了啦。之前急救皇帝时,自知若救不回来肯定难逃一死,故深罹“惊悸”,已病入膏荒。稍后,许绅就病故了。③

客观医疗环境如此,为趋利避害、规避来自皇权的压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乐衷于开无风险的补药,而非治病之药;乐衷于用“慢治”卸责,而讳言药到病除)、“从众诊断”——随大流,寄望于法不责众,忌讳发表独立见解……等,就成了御医们主修的职业技术。

图:影视剧里的太医形象

再如,宫中医疗章程,对御医而言是“既不任功,也不任过”。

清代民间医生杜钟骏,受人举荐,入宫给光绪帝看病,曾很不解地问内务府大臣:“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当时,共有6名医生,轮流给光绪帝看病,分别诊断、分别开药,医生们之间不许互通讯息。

这种规矩,很明显是针对御医“从众诊断”这一自保之道而设。

针对杜钟骏的疑惑,内务府大臣的回答是:“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杜忧心将来皇帝的病治不好,自己可能要负连带责任,又找到工部尚书陆润庠发牢骚:

“我辈来此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请公便中一言。”

陆润庠的回答是:“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杜钟骏于是默然而退。④

此外,因传统医学“千人千方”缺乏规范,用药决策权最终往往只能归于“圣裁”。

晚清名医马文植,受诏入宫给慈禧诊脉后,开下药方,先“呈内大臣、诸侍医看过”,再“进呈皇太后御览”。稍后,李莲英传旨,太后认为“马文植所拟方药甚佳”,“着大臣议奏应服何方”——要大臣们商议,究竟该用太医院之前的药方呢,还是用马文植的新药方。

大臣们回奏:“臣等不明医药,未敢擅定,恭请圣裁”。慈禧随后颁布圣裁:“仍用太医院方,明日同议,着马文植主稿”——用太医院的药方,却让马文植主稿,这“圣裁”,可谓和得一手好稀泥。⑤

御医无权决定最终的用药,药方的审核权在大臣和“圣裁”,尚不是违背医疗规律之最极端者。最让御医们手足无措的,是“圣裁”常常亲自下手更改药方。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曾按照自己经验,命令更换药方中的若干药材。薛宝田等给慈禧太后议定药方,呈御览后,慈禧要求将药方中的“续断”改为“当归”。光绪帝改动药方更为频繁,曾在御医开的药方中,擅自加上“乳香、紫花地丁、白芷”三味药。光绪不喜欢“杜仲、菟丝子”,“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久病不愈令光绪帝对御医极为不满,故时常下旨,对御医进行业务指导。他曾指示御医,“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菊花、桑叶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⑥

图:子虚乌有的“悬丝诊脉”

作为传统医学的佼佼者,御医的医疗水平究竟如何,有很多案例可供参考。

比如,刘声芳在康熙、雍正两朝当了30年御医。有人研究了他留下的医案,发现经治疗后病情好转的仅7例,效果不明或恶化的案例占了多数。一名正黄旗二等侍卫和一名宫女,在经刘声芳治疗后死亡,刘因此受到了罚俸等处置。刘声芳后来被废黜,是因为被雍正认为“不用心调治,推诿轻忽,居心巧诈”,没能治好皇帝的病——当时,雍正长期服用丹药,引起失眠、记忆衰退、神经质、食欲不振等症状,相当严重。平心而论,这种重金属中毒,也本非传统医学所能诊断和救治。⑦

鉴于传统医学的局限,现代医学自西方传入后,清廷也开始对太医院进行改革,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

1906年,太医院初步制定计划,设立学堂,招收新生,让他们先学“中西参用之医学”,再派到国外深造。1908年,发生光绪帝驱逐御医事件,因认识到“中国医理相延古法,并非专门科学”,太医院加快了选派留学生的脚步。按太医院的计划,留学生回国后,“本院医务逐加改定,分设中西二科,以冀克收完全效果”。⑧可惜的是,计划尚未落实,清朝就灭亡了。

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中国最后一批御医们回归民间,成为普通郎中。此后,这些前御医们及其弟子,鲜少再有给大人物看病的机会。现代医学(亦即通常所谓的“西医”),取代了以“古法医理”为学术依据的御医,成为高层政治人物的医疗首选。(笔者注:中医、西医乃是一种民族主义语境下的名称,就学术层面而言,当作“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下文凡涉“西医”者,均系指现代医学)

近代政治人物中,孙中山学现代医学出身,曾开设诊所,一生所用皆是现代医学。蒋介石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但在医学上也更相信现代医学。西安事变中,蒋脊椎受伤,戴笠推荐了杭州的一名中医,称“医伤科,中医有时实胜于西医”,但蒋并未采信。他更相信南京鼓楼医院“西医”郑祖穆的意见,“照例医治脊椎病者,须仰卧或仆卧于石膏模型中数月之久”。⑨

蒋身边医官,也都是学习现代医学出身。如吴麟孙曾在德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熊丸先后就读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华西医学院。其中,熊丸从1942年起,除了两次出国外,此后数十年都一直在蒋介石身边为他治病。蒋信任这些学习现代医学出身的医官,“与医生配合度很高”。

毛泽东去世时,其医疗组全体医生在护理记录上签字,签名者有胡旭东、陶寿淇、方圻、吴洁、姜泗长、高日新、翟树职、李志绥、陶桓乐、王新德、薛世文、周光裕、朱水寿、徐德隆、李春福。⑩这些医生也都是学习现代医学出身。比如王新德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是神经病学专家;陶寿淇曾留学美国,是心血管内科学家;陶恒乐是心内科学家;方圻先后就读于协和医学院等学校,是心血管病专家;姜泗长毕业于北平大学医学院,是耳鼻喉科专家。

图:清嘉庆年间御医汪必昌《聊复集·怪证汇纂》手稿,被媒体吹嘘价值高达2.16亿元

注释

①《明史》卷二百九十九《方伎列传》。

②恽丽梅:《清宫医药与医事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86、83页。

③《明史》卷二百九十九《方伎列传》。

④(清)杜钟骏:《德宗请脉记》,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82页。

⑤恽丽梅:《清宫医药与医事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86、83页。

⑥梁峻:《光绪皇帝与御医》,《北京中医》2007年第11、12期。

⑦张田生:《医疗与政治——清代御医刘声芳政治沉浮考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⑧梁峻、曹丽娟:《清末太医院之整顿》,《北京中医》2007年第9期。

⑨皮国立:《抗战前蒋介石的日常医疗经验与卫生观》,《中华民国史研究(第1辑)蒋介石的日常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02、303页。

⑩余玮:《细诉伟人身边事——访“红墙医师”王新德》,《党史纵览》2013年第4期。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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