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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食在明代京城

假如要在明代做一个自由民(游食),该去哪里呢?毫无疑问,你应该去北京。“北上广深”的今天,在明代由北京城一城担当。所以帝都表示压力很大,为这些流动人口的到来,几分欢喜几分忧。

假如要在明代做一个自由民(游食),该去哪里呢?毫无疑问,你应该去北京。“北上广深”的今天,在明代由北京城一城担当。所以帝都表示压力很大,为这些流动人口的到来,几分欢喜几分忧。欢喜的是,看看明代小说、戏曲之类就知道,在京城生活,服务业很发达,卖什么的都有,卖饮食当然是基本了,还有卖水、卖冰、卖花等等,各种外卖APP在手,便利得很。

忧的部分,就是京城的粮食是由漕运定额的,南粮北运,投入的是整个国家的财力,它的首要任务,是维持政府的运转,并提供边防的粮饷。我们看毕自严写于崇祯年间的《度支奏议》,发现明代京城的粮价,至少五六十年来没有大的波动。这就是京城的福利,而这种福利,是维护政府机构运转之外,顺带惠泽给居民的,游食们的加入,未免要打破平衡。好年成倒也罢了,万一运河某处淤积,乃至地方灾荒,粮价必受影响,而京城平抑的粮价,显然是需要政府补贴的。这笔账其实也好算,就是粮食丰足时,有你们也挺好、挺方便的。但某年歉收,资源不够,就确实感到肉疼加头疼。肉疼是无端的外来人口享受了政府优惠,头疼是荒年难免多事,市面上米价波动,流动人口又往往是贫困人口的重合,管理容易混乱。

士、农、工、商的四民划分,使得身份、职业与户籍绑定在一起,郡县就成了一个大的国营单位,变动小,管理就不那么费事,会计方便统计要上缴的赋税,要派活时,也可以找到人。这就好比“体制内”,再苦再难,活下去,就有你的身份。但不在体制内混的人也很多,大多是因为混不下去了。比如明代的苏州、松江二府,赋税太重,活不下去,他就炒了单位鱿鱼,离开家乡,逃掉赋税,自谋出路去了。各地这样的破产农民也很多,进城谋生,成为手艺人、服务业从业者,或依托僧、道谋食。这类人,被称为“游食者”、“游食人”。

“游食”这个标签,意味着他从此游走于社会边缘,是要被人看不起的,且面临着时时被驱赶的命运。《西游记》里,乌鸡国太子就当面说唐三藏:“和尚是游手游食、削发逆君之徒。”明代小戏《和尚下山》里,小和尚委屈地说:我明明在山上开荒自食其力,可人们还是说我们和尚游手游食。也经常有官员建言,要“清僧道以杜游食”,主要是经济体量太小,怕不生产的人口太多。明太祖定律:“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皇明通纪》)并规定对游食者要重罚,使之归农。

儒家官员中,对贫弱者有同情之心的占大多数。一则他们大多出身寒素,靠科举晋身仕途,对底层生活有切身的感受与同情。二是他们从小受孔孟之教,既有“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又有“恻隐之心”的认同,所以对于游食,他们一般不会粗暴驱逐。比如万历时的首辅申时行,就是这种温和派作风,他写信给福建巡抚指导工作:“游食之徒持斋聚会,此当解散禁戢,概谓之妖言叛逆,则冤矣。”(《赐闲堂集·答沈练城巡抚》)就算是聚在一起的流民,他也不建议用过于峻急的手段,不要聚众生乱就好。

游食们为什么喜欢去北京?且看嘉靖三十一年九月某天,嘉靖帝与严嵩有这么一段对话:

嘉靖:来了那么多人,没有吃的怎么办?严嵩:饥民来了不少,京城米价天天涨,只有将太仓粮拔出十万石,平价粜卖了,皇上您看怎么样?嘉靖:我也这么想。但有些人恐怕走不到京城,就饿死在路上了,有什么应对措施吗?严嵩:已经吩咐下去了,由五城御史带领各司官役,沿途查看,有饿死的,就好生掩埋。那些身无分文,平价粮也买不起的,也不能看着饿死,就由十万石中,分出二万石来救济。再着锦衣卫严加把关,不让平价粮落到奸商手里,保证市面米价平稳。嘉靖:甚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据《皇明从信录》)。

这对话显然与二人“不理朝政”、“奸臣”的形象对不上号,是的,他们其实一个精明,一个能干,历史与人物,总有多面性。饥民当然不等于“游食”,但我想说的是,只要国家还没破产,京城还是安全之地,那里有储粮,即使因天灾而导致米价飞升,还有政府出来平衡调节,比如严嵩主张的平价粮,都是可行的权宜之计。所以,饥民与游食,都爱往京城走,用脚投票,总有它的合理性。

《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里写:“那王爷两手擦了泪眼说,那无耻畜生不知死的往那里去了,北京城街上最多游食光棍,偶与畜生面庞厮像,假充畜生来家哄骗我财物。”但那么多游食者,除了从事正当职业之外,难免有鸡鸣狗盗、偷奸耍滑者,带来社会隐患,造成管理困难。所以驱逐“游食”的运动,往往出于治安考虑,经济问题只是因素之一。

正德三年,刘瑾发动了一次驱逐“游食”运动,闹得沸反盈天,差点激起民变。当时已有东、西厂,由锦衣卫谷大用管理,刘瑾为了分权,又另设内厂,监视城中官员外,还管上了流动人口:“市井游食无业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千余人集于城外东郊,持白挺劫人,声言自分必死,欲甘心刺瑾。瑾惧,乃复之。”(《弇山堂别集·中官考》)

我查来找去,各种文献中也没说刘瑾为什么要这么干。酒保、磨工、卖水的,虽说是“游食”,但一不啸聚,二不偷抢,还能自谋生路,在城市的服务业、小作坊中从事底层工作。正德三年也没有出现大的饥荒,京城内并无大量饥民涌入。而且,他又不是顺天知府,没有平抑粮价,控制人口等方面的管理压力。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从记载这条文献的上下文找。

史料、笔记都说刘瑾这是“矫旨”办事,同时办的还有这几件事:下令寡妇都要嫁人,有死亡而未下葬的人家,要立刻火化焚弃。推测一下缘由,让寡妇嫁人,或许是认为,既让男人多了配偶,又能提高生育率,增加社会生产力,有益社会。死人立刻焚化的条例,或许是为了移风易俗,因为当时有一种风气,因费用太过,或风水拣择等原因,好多人家不办葬礼,厝棺寺、庵等处,竟有几十年未下葬者,说起来,也是一种陋习。又或许跟寡妇那条理由一样,没用的要处理,有用的要利用。几件事联起来看,刘瑾应该是整齐划一事物的癖好者,“有用论”的先驱。可惜,离开国营厂的游食们本来就不听话,刘瑾的京城整治运动以失败告终,还被王世贞们记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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